⭐首先提个问题，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有些经济学家以此为依据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与储蓄占比不健康，但这样的观点正确吗？答案是对也不对，通过接下来几篇的讨论，我们最后会得出中国居民消费确实不足的结论，但和全球平均水平做比较的论证路径是不对的，因为世界经济的状况不一定就是经济的最优解，中国经济也不应该和世界经济保持一致，如果要论证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是否健康，需要先论证怎么样算健康，而不是世界经济是怎么样的。由于最理想的市场状态应该是市场中的效用被最大化的时候，所以判断消费与储蓄水平是否健康的问题，最终将指向效用，也就是福利，接下来会从消费者与企业两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站在消费者（居民）的角度来理解消费与储蓄决策
、消费者对所持有资本的分配：
消费者持有资本，既可以当期消费，也可以进行储蓄，或进行投资，以待未来获得投资回报，获得比当期消费更高的效用
、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①最大化贴现效用和：既要考虑当期消费带来的效用，也要考虑未来消费的效用，由于人性不耐，所以未来的效用在与当期效用做比较的时候要被打折扣，这个折扣被成为贴现，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基于对当期效用与贴现后未来效用的最大化进行消费决策的，每个人对未来的预期不同会导致贴现率不同，因此每个消费者在相同情况下的选择也会不同，比如同样一个苹果，甲在天没吃饭的情况下获得一个苹果，第二天再吃的效用就比现在立刻吃的效用低很多，但如果乙现在很饱，那第二天再吃的效用就比现在立刻吃要高。
②消费者选择消费储蓄行为来最大化贴现效用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同一个消费行为在越远的未来进行的边际效用越小，所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于在各期平滑分布，就像没有人把所有的饭留到十年后一起吃，而是每天都吃差不多份量，但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储蓄在不同时期间转移消费，以实现消费的平滑分布，增加储蓄意味着将当期消费转移到未来，减少储蓄则相反
、最优消费/储蓄的评价标准
由于消费者追求贴现效用和的最大化，因此消费或储蓄的贴现效用过高时，消费或储蓄之一将会占据主导，最终导致失衡，因此在最优消费/储蓄状态下，消费者的跨期主观偏好与储蓄回报率之间达成平衡，此时边际上增加储蓄导致的当期消费减少与未来消费增加带来的效用相等，这一结论基于消费者跨期主观偏好，这一因素无法量化，但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消费与储蓄行为，进而影响利率，因此虽然跨期主观偏好无法量化，但可以用利率作为参考，需要注意的是，利率反应的是市场整体的偏好，不能作为个体偏好的参考。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理解消费与储蓄决策
接下来从企业投资与分红决策的角度进行一系列推导，最终将得到理想状态下企业所有权的竞争市场保证了企业投资回报率与市场利率以及消费者主观时间偏好相等的结论
企业的收益可以进行分红或投资，分红是持有者当期直接的收益，投资则可以创造更多未来收益，当企业收益全部用作分红时，持有者当期回报最高，未来收益为零，由于此时企业没有任何投资，少量投资即可获得大量回报，但如果投资逐渐增加，边际效益将会递减，下一期收益增幅放缓，所以不管是将全部收益用来分红还是投资都不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在存在企业所有权竞争市场（资本市场）的前提下，持有企业所有权的消费者可以决定企业的分红/投资行为，而消费者对投资/分红的决定，实际上也就是对投资回报率的预期，如果未来的投资回报率预期越高，消费者就越倾向于减少当期分红，增加投资，获得更多跨期收益，反之，如果消费者认为现在的投资无法换取未来满足预期的回报，就不会进行投资，而是选择更多分红。
选择更多分红后，当期收益对消费者来说效用开始减小，由于投资的减少，再次进行投资的边际效益开始上升，因此消费者又将选择更少分红，更多投资，最终分红和投资将达到平衡，这种平衡取决于跨期主观偏好，因此它也就是市场利率。
⭐判断消费是否不足的真正标准
判断一个市场内消费是否不足的标准应该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能否有效的在市场内传导，而不是一些经济学家或媒体说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消费的增速，或者其他指标。
基于上面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决策分析，我们发现两者的决策都取决于消费者的跨期主观偏好，而跨期主观偏好决定了市场利率，利率再次决定消费者和企业的决策，因此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可以有效的反应消费者的跨期主观偏好，并进行相应的调节，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判断一个市场内消费是否不足的标准应该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能否有效的在市场内传导，而不是一些经济学家或媒体说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消费的增速，或者其他指标。
⭐关于中国的居民消费是否不足的推导
由于中国市场缺乏向企业传达居民偏好的有效机制，导致企业投资过多，收益仅在少部分人，甚至仅仅在企业内部积累。
在企业所有权由居民所有时，居民收入来源由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组成，在中国，实际上居民持有企业的程度很低，因此与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结构性的偏低，导致整体收入占GDP比重较低，消费不足由此产生，消费不足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中国市场缺少向企业传达居民偏好的有效机制，导致企业投资过多，但产生的收益仅在少部分人，甚至仅仅在企业内部积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早期，资本还未由公众广泛持有，主要由寡头垄断时，同样广泛存在产能过剩，投资过剩的现象。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本在于市场中缺乏有效的机制将收益传递到消费者手中，这一问题的具体原因如下：
从收益的产生与使用的角度：中国存在大量国企掌握关键资源，在行业内占主导地位，但国资委给国企设定的考核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是一个规模指标，这一指标鼓励国企将收益用来再投资，不断扩大规模实现增值，以达到国资委的期望，民营企业中，也有部分决策者希望不断提升企业规模，因而将收益进行投资，整体来说，中国市场中企业的收益被过多的用于再投资，而没有流入消费环节。
从收益的分配角度：现有情况下，企业的收益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一部分作为资本持有者的回报给出，大部分收益并没有直接流向消费者部门，市场整体的消费能力自然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