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学科建设范式面临的挑战
科学研究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理性活动。古典时代的研究多局限于个人式的思辨。中世纪大学里学问的进展仍主要通过口头发表。在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拓展了文字的传播，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的形态和学者的生活方式。近代以来，随着学术呈现方式从耳听到目视的转型，学术写作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伴随大学科研职能的确立和学术发表制度的不断强化，论文公开发表逐渐主宰了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与发表论文几乎成为了同义词。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自年起普鲁士政府就开始采用“不出版就滚蛋”的政策。“在的规章实施后，出版物的地位陡然上升。最能体现学术资本的是附件、清单和出版物。” 经过此后两百多年的不断强化，“不出版就滚蛋”成为了研究型大学的“潜规则”和“铁律”。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种承认方式和激励机制，以科学优先权为核心的论文发表制度极大促进了科学的进展和学科的制度化。现代科学史上的那些重大发现，无不以学科的名义和论文的形式首先为学科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同行所分享。客观而言，学科制度化进程中对于论文发表的强化，不但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也重塑了大学。世纪中期以来，研究型大学作为以科研论文发表为主要项目的学术锦标赛的获胜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并最终成为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黄金典范。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以论文发表为主导的开放科学体制下，在以研究型大学为典范的现代大学里，在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的学术研究中，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范式的自然科学研究强化了高深知识生产对于实体和属性的关注，功能和价值被视为有可能影响研究的科学性的消极因素。以客观性和价值性为两端，致力于发现原理或规律、强调研究的物质性的学术性学科被称之为硬科学，而那些解释问题、阐明价值、强调研究的意义性的学术性学科则被称之为软科学。事实上，软科学并不甘心为软科学，软科学的“硬化”一直是学术界的“暗流”。受到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在量化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主导下，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代表的软科学的关键词，比如，功能、价值、意义逐渐被硬科学的实体、结构、属性等概念所同化。其结果，在牛顿主义自然科学范式下，高深知识生产越来越远离社会实践。此外，基于开放科学的体制，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大学只适于从事基础学科的研究或纯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学科建设就意味着为学问而学问，学科本身就是目的，学术研究不能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更不能“营利”。大学里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的学术研究，追求分门别类的知识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而不太在意或关注知识之于社会的可应用性。换言之，在牛顿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大学的学术研究以学科建设为中心，一直是实体优先，价值被认为是实体问题解决之后的自然结果。零星的实践也表明，一旦实体问题获得了解决，即发现了某种自然的规律或新的法则，最终也可以为人类社会创造出积极的、甚至巨大的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牛顿主义范式下，科学研究从实体到价值的转变时间非常漫长，且具有不确定性或偶然性。由于社会实践中学科与产业、学术界与企业界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循环链，大学里很多科学发现最终都成了成果转化和价值创造链条上的“失踪者”。
究其根源，作为知识分类的一种制度安排，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大多是科学的分支或知识的分支。学科的逻辑也即科学的逻辑，学术研究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强调知识自身作为目的的自足性是一种正常现象。历史上，基于科学逻辑的学科制度奠定了现代大学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正是以学科作为高深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场域，现代科学才得以蓬勃发展。“在世纪以及世纪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时间内，学科创建者可以获得英雄般的地位。他们一旦成功，就被开山神话团团包围了起来。”但近几十年来，随着学科的分化和制度化不断加剧，以及社会问题的日趋复杂，大学里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范式面临严峻挑战。一份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报告指出，“当今科技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键时刻：从解决原来的高细化和特定的问题转变为需要通过整合和协作来解决复杂的挑战。”科研实践表明，整合多个领域的知识要比单一的学科更容易在科技与社会前沿问题上取得突破。于是，为应对学科模式在知识应用和促进科学进步方面的不足，以跨学科的形式实现学科的跨越及利益相关者的会聚，成为实现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范式向创新创业范式转变的重要策略。在实现科学会聚的过程中，“专业知识构成了研究活动的‘宏观’模块，而各个‘宏观’模块又组合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一旦能实现高效的整合，这些会聚在一起的‘宏观’模块将能为新想法、新发现、新思维、新工具的产生提供一种新的范式，从而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实现新的发明、创新、治疗流程，发展教育与培训的新模式、新策略”。当然，实践中无论科学会聚还是跨学科研究仍然需要以学科作为必要的基础，如果学科本身研究的范式或学科建设范式的局限性无法克服，跨学科研究和科学会聚仍有可能会重复学科的逻辑，即“为了学科自身”而跨学科。其结果，要么由于缺乏不同学科教师间有效的合作，要么由于缺乏以目标为导向的愿景和有效的项目管理，这种模式很容易失败。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为了学科自身”而跨学科或进行科学会聚，“最激进的途径是完全改组传统的学系，用能够基本反映不同组织原则的学术联盟将其取代”。这种激进的变革不是不可以，但实施起来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只在极少数学校取得过成功。由于大学和学科制度变革中不可避免地受系科结构和学院文化的约束，学科和学系作为基本的组织机构在短时间内仍然无法避免。在新的跨学科研究和科学会聚机制普遍建立之前，系科结构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就像在现代大学里学科制度和系科结构的建立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样，学科制度和系科结构的瓦解以及跨学科研究和科学会聚制度的创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总之，历史地看，作为一种人造物，学科制度的产生受时代精神和当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现代大学里诸多学科均产生于世纪，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及其制度化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预设，自然科学研究的建制化则以研究对象的物理区隔为基本原则。后来人文科学的兴起则服膺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客观与精确。应该说，形成于世纪的学科分类及其制度安排对于人类知识的演进和现代大学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实践中，为了满足学术合法性的要求，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国的大学里，几乎所有学术领域皆通过概念体系化组合成了不同的学科。同时，几乎所有学科又都蒙上了科学主义的面纱。当前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既受益于、也受制于起源于世纪的学科分类及其制度安排。甚至可以说，源于世纪的学科制度奠定了我们今日认识世界的概念框架，也形塑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对此，加德纳曾形象地称之为“学科头脑”，习惯于运用一门学科的知识或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但就像人类社会任何其他的制度安排一样，学科制度也存在“疲劳”。如果说滥觞于世纪中叶，以分科和知识分化为主要特征的学科制度化曾经促进了知识的进步、学术的繁荣，并成功应对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挑战;那么自世纪年代以来，随着后工业社会人类在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范式，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的知识地图在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时，越来越显示出了其局限性。当今世界那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足以令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失灵。“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以现有的学科为基础，不断制造出所需的东西，这种世纪的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些漏洞。仅凭各自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展开独立行动，是根本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前世界范围内，以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重大传染性疾病、核扩散、信息安全、恐怖主义和极度贫困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正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它们很难通过单一学科而产生清晰的应对方案，它们复杂且含糊不清，并且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现状的新方法。”“攻克它们需要前所未有的资源和能够补充传统学科的非传统途径。”经过几百年的学术积累，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得那些传统社会里的所谓难题变得易解，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未知的领域不是更少而是更多，面临的难题不是更易而是更难。面向未来，为了克服传统学科制度和学科建设范式的局限，为了促进学术自身的创新，也为了开发创新性的项目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巨大挑战，大学的学科建设需要或必须引入创业思维。作为我们时代创新创业的典范，创业型“(大学的)的心脏和灵魂……正是它的创业思维”，“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将创业思维运用到完全不同的背景中”。
二、如何重新理解学科建设
无论从知识史还是大学史来看，最初的学科都涵盖较大的领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在大学里学科越分越细、越来越多。“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学科会继续变得细化而精致。”学科的细分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影响，有利的一面是人类对于某些越来越小的领域认识得越来越深入;不利的一面是随着学科的细化和增多，学科与学科之间缝隙也会越来越多，整个知识体系的“罅隙”也越来越多。现行学科制度下，每一学科的论文产出都在不断增加，每一门学科的研究者都以为自己知道的知识越来越多;但一旦要运用某些学科的知识来解决具体问题，马上就会发现还有很多细节实际上一无所知。究其根本，问题是整体性的，而学科则是分门别类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成为一个学术体系。但在传统学科建设范式下，“那些关于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被认作是一种学术问题”。研究者只关心学科内部的学术问题，大量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实践领域无人关注。
当然，受制于人的认知结构和有限理性，当前学科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没有必要废除，也不可能废除。因为，即使我们废除了一种学科分类，也势必要发明另一种学科分类。摆脱了一种学科制度，也必须基于另一种学科制度。至少在目前，若没有知识分类制度和系科结构，专业化的高深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无法进行。“尽管我们坚定地相信解决大问题几乎总是需要一种多学科的方法，同时大学也应该鼓励跨学科科学，但是我们并不提倡取消传统学科，比如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创造新的跨学科单位只会增加管理的复杂性和组织结构的额外空间，而这些组织机构已经占用了太多的空间。鼓励一种在传统学科内接受和推进跨学科工作并跨越传统障碍的文化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高深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我们能够做的也是适宜做的，不是去彻底废除传统的学科制度以及与其相应的系科结构，而是应该以新的思维去重新理解学科及其建设，即在保持学科这一知识生产范式作为分类符号和制度安排基本不变的基础上，重新考虑它们实现许多最基本功能的方式，以更新我们对于学科的认知，打破学科间的壁垒，拓展或调整学科的边界，通过知识的交叉或会聚形成符合我们时代需要的新的学科发展范式。具体而言，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框架下，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可以通过学科链、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使知识分工与社会分工相互匹配、学术研究与产业科研达致均衡，经由大学内外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整合若干传统学科而形成若干临时的学术领域，最终基于创新创业的需要，促进现代大学里作为知识分支或科学部门的学科逐渐被改造成为学术-产业领域。换言之，为了能够解决现代大学里传统学科制度和学科建设范式中科学逻辑的局限性，在无法抛弃学科概念和系科结构的前提下，有必要引入市场的逻辑和创业思维对于学科及其建设给予重新理解，以便在研究、创新与商业化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借助行业或企业内部领先的知识反推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学科发展。这将显著提高跨学科研究和知识向实际应用转化的可能性。实践中，可行的办法就是进行创业思考。具体而言，就是以创新创业项目为切入点，围绕一个特定的新兴知识领域组建一个中心或机构。然后依托这个中心或机构，“综合所有知识，继而创造出具体的事物。即研究者需要通过选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创造出一种实际存在的、具有价值与意义的产品的研究方法论”。
需要警惕的是，现行学科制度下，大学里的学术研究仍多围绕学科建设来进行，所谓的问题意识也多是从特定学科视角出发的学科问题意识，而非直面真正的社会实践问题。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关系，人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神秘主义的期待，认为只要科学研究一直在进行，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就会慢慢渗透到社会实践领域。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大学里的学术研究——论文一旦发表往往就意味着研究的结束。接下来的一切都交给了命运，理论能否指导实践、知识能否改变实践，似乎完全不在研究者的职责和大学的职能范围内。传统观念一直认为，社会有分工，知识领域也有分工。研究者的职责主要是生产和传播知识，无法同时兼顾知识的推广和转化。一旦触及知识的推广和转化就会牵涉到成果的科学性以及如何推广与转化等操作性和政策性问题。研究者本人也无法确认自己的成果是否值得以及如何推广和转化。很多学术成果，国家耗费巨资，研究者也辛辛苦苦做出来了，但最终并不能应用于实践，创造社会价值，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在创新驱动发展的今天，“为研究而研究本身会不经意间带来实用成果这种想法日益遭受质疑”。为改变或避免学科建设中科研成果的失效，有必要引入市场逻辑和创业思维，以转变大学的研究范式和制度安排。长期以来，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以学者为中心，科研成果的潜在分享对象主要是科学共同体或学科共同体。这种模式既不利于研究本身的创新，也不利于科研成果的扩散与转化。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应更多关注高深知识向实际应用的转化。“尽管基础研究的应用前景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相关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已经充分感受到正日益增长的将基础研究与更广阔的应用目标相联系的压力。现阶段，众多科研问题都需要通过综合的专业知识来分析解决。大学专利申请等商业化活动仍会持续增加。”无论如何，科学研究的真正的目的或最终目的，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世界或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或创造价值。大学的存在不能仅满足于为社会的创新提供学术资源或咨询建议，而是其本身就要成为创新的引擎。值此学术研究范式转型的十字路口，如果学科建设不能认清社会、大学和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仍陷于研究型大学的传统科研范式(不出版，即死亡)，将学术研究的重心和精力主要集中于高水平论著的发表，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高科研投入、低技术创新的悖论。奥德斯等的研究发现，在知识和人力资本上的大量投资并不能必然地、自动地产生预期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他用历史上的“两个悖论”，即“瑞典悖论”和“欧洲悖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由此他提出了知识溢出型创业理论，即：由于在新知识的投资和商业化之间存在一个过滤器，知识不会自动地完全商业化，因此一定的传导机制是需要的，而创业就起到了传导器的作用。为了保证在知识上的投资产生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政府应该通过鼓励创业便利知识溢出和商业化。在未来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里，为实现创新创业，大学必须重视知识溢出和商业化，一旦大学的科研对于创新创业的贡献不足，一旦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失败，政府对于大学的科研资助不可避免地会缩减，进而也将不利于学术研究自身的进步。
那么，如何激活对于学科及其建设的重新理解呢?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引入市场逻辑和企业家精神，促使大学的学术研究从开放科学转向知识市场，以驱动学院科学向创业科学转型。“学院科学也可以是创业科学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创业的想法可以帮助回答所有学术研究的阈值问题：我们应该寻求什么样的新知识?我们认为答案与‘影响力’相关——发现什么新知识将拥有最大影响力的需求。创业思维在思考大局时是特别有用的，在科学的背景之下，这意味着把所有的线编织在一起，包括学院科学的需求、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理解、对不同的外部资金来源的熟悉度以及对商业化进程的熟悉程度。尽管创业思维跟商业化不是一回事，但市场的确在影响学院科学时发挥了有效作用。”当然，在大学学科建设中引入市场逻辑和创业思维，促使学院科学向创业科学转变，并非要消除或否定学院科学存在的价值，更不意味着反对研究型大学以论著形式发表科研成果和进行学科建设。对于大学而言，基础研究和学院科学的价值是无法否认的，也没有比大学更适合于基础研究和学院科学发展的专业机构。“创业科学模型是在开放科学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讲，创业科学模型是开放科学模型的延伸，在现在的经济系统中两者是同时存在和相互协同共生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任由学院科学和学院文化来主导现代大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的学科建设仍然只是或主要以论著的发表来检测科研活动的绩效，将会使得现代大学虽然拥有知识、人才、设备，却不足以解决现代社会人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像任何组织一样，大学亦不能沉迷于昔日的辉煌，用过去的陈规旧习扼杀各种新生事物，而必须积极地拥抱对立的矛盾，通过“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或“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正面地培育各种矛盾，运用矛盾作为寻觅最佳途径的请柬，以实现“动态非均衡”。因此，所谓从学院科学向创业科学、从学院文化向创业文化、从开放科学和知识市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学院科学和学院文化的彻底消失，也不意味着大学的学术研究要放弃学科建设的追求和开放科学的规范，而只是意味着要打破学院科学、学院文化和学科建设范式对于大学知识生产的绝对主导，在知识生产的治理机制上兼顾市场与非市场的双重性，为创业科学和创业文化的引入留有相应的制度空间，以有助于基于大学的学术创新和基于学术创新的创业，以有利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总之，辩证地看，如果说在过去科学主要是学院的科学或纯科学，遵循的是学科的逻辑或科学的逻辑，大学里的学科建设追求的主要是知识本身的价值，科学或学科本身就是目的，那么现在的科学必须是社会的科学、产业的科学、创业的科学，遵循的是市场的逻辑，追求知识的使用价值或可应用性。如果说在世纪年代以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大学还可以置身于经济世界之外，在知识从生产到应用的接力赛上从始至终只扮演一个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那么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市场逻辑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必须系统思考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必须起到的作用，需要从始至终参与知识从生产到应用的全过程。作为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哈佛大学威斯研究所就不仅以在期刊发表文章这一典型学术指标来评价其研究人员，他们还关注知识产权、企业联盟、许可协议和年技术储备等指标，这使得其研究所的文化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机构，而更像一个初创技术公司。历史上，虽然从中世纪开始，应用研究就一直存在于大学之中，世纪初以来，为社会服务还成为了大学的第三职能;但实践中，学术研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总是被动的，为社会服务并不是大学的中心工作。当前随着科学研究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学的学术工作不能再以学科建设为中心，为研究而研究或为发表而研究，而必须将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促进学问的发展”。将学科问题与实践需要统一起来，坚持学术研究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研究的旨趣是力争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从不同角度解释问题，或只是提供一种不同的解释。
三、从学科建设转向学术创业
当前由于受到研究型大学范式关于大学和学科评价标准的束缚，尤其是受各种世界大学和学科排行榜的影响，无论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建设仍偏重论文的发表，尤其是重视那些可能影响大学和学科排名的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基于传统的基础研究方法论，研究者的精力仍然集中于通过实验发现科学的原理或某种新的法则，并争取发表在科学共同体公认的权威刊物上，以扩大研究者自身的影响，并提升大学和学科排名。这种科研取向符合大学和科学的传统，也更容易获得科学共同体和社会的承认，并可以满足研究者自身的利益诉求。但在这种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科研范式下，大学里很多理论上重要的发现在经历过发表之初激动人心的时刻之后，最终大多不了了之，唯一起过的重要作用可能就是曾影响所在大学和学科的排名。“遗憾的是，仅为提升外部排名而进行的工作会造成与机构使命相悖的意外结果，形成筒仓心态。”所谓“筒仓心态”，即每个学科只以学科本身的发展为目的而进行学术研究，知识在学科内部不断循环或越挖越深，而不向社会转化。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发现最终未能走向市场应用呢?关键还在于，科研的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所塑造的研究方法论和学术文化。基于开放科学的规范，现代大学推崇知识的自由发现和公开发表。按照默顿所总结的相关规范，公开发表论文既是科学共同体的美德，也是责任所在。学术论文一旦在相应期刊发表，研究者的任务就算结束，课题就算完成，相关的基金也便不再资助。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大学里科研工作的取向便是“论文挂帅”“发表为王”。论文发表的刊物的级别几乎成为了检测科学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基于此，审查排名就成了检验大学绩效责任和学科建设水平高低的最具吸引力的做法。其结果，“排名迫使大学变成一个‘执行陷阱’，因为脱颖而出的唯一途径就是超越同行。这个陷阱，往往会演变成一场包括对学生的资助水平以及宿舍或运动设施的质量等一切项目在内的‘军备竞赛’。从短期来看，持续进行改进举措的效果可以反映在排名中，但在某些方面，则会引发收益递减的现象。最终，赢得这场比赛的唯一方法是继续参与竞赛，这将形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即筹款最多的就是赢家”。那么，如何走出这种科研的迷局和排名误区?如何经由知识市场从学科建设转向学术创业呢?如前所述，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扩展形式，“会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各学科中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为基础，直面社会和科学的挑战，有效突破相关领域的原有界限，整合各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形成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框架。“会聚的过程可适用于基础科学发现及其转化应用。因为实施会聚研究通常关注寻找前沿知识领域中特定挑战的应对措施，因此，很多会聚研究取得的成果都包含了有利于新公司形成的环境及经济创新方面的创业行为。”实践也证明，通过大规模开展会聚研究，一方面可以会聚不同领域的最前沿知识，以形成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可以解决问题的知识框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既有系科结构的基础上，逐步建构起可以支持会聚科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文化，为现代大学里基础教学和科研之外的创新创业行为奠定基础或做好准备。
历史上，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以及近代科学革命，其主要目的就是发现知识、寻找规律，知识的应用被认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即随着科学原理的被发现，相关知识会经由另外一些人的应用研究，慢慢渗透至人类社会生活或工业实践中，并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家们相信，基础研究自然会走向应用研究，但应用研究却总是驱逐基础研究。然而，最新的研究却发现，大学知识商业化并没有导致基础研究的减少。长期以来，科学逻辑的兴盛，使学术研究逐渐远离市场，大学科研活动的开展主要依赖公共资助或私人捐赠;科学家对于成为学术企业家或投身学术创业不感兴趣，却热衷于学术锦标赛。当前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政策和社会共识，大学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范式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大学不能再只是新学科的潜在孵化器而是要成为创新的引擎。早在年德国总理科尔就提出，德国要造就“企业家型的科学家”和“科学家型的企业家”，即学术型企业家，他们一般都属于顶尖级学术专家，能够通过对最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使其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并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此外，他们还保留了一流专家的学术高度、科研强度和成果密度。从年到现在，为实现学术创业的目标，造就“学术型企业家”成为各国政府创新创业政策的核心。反映在资助政策上，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越来越多采取“产出导向”，课题研究的目标也将更多锁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它们要求项目显示出可商业化以及产生社会效益的潜力。”“也要求将创新方法尽快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当然，像所有其他的变革一样，研究范式和学术文化从学科建设向学术创业的转变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大学和大学人的抗拒;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精神不会以大学和大学人的态度和喜好为转移。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真正决定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轴心地位的可能既不是一流的本科教育，也不是一流的管理，甚至也不是一流的学科建设，而是创新创业的成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机构，大学所能做或应做的，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变化，积极推动学院科学向产业科学的转型，并基于知识市场大力发展创业科学、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通过在学术研究中解决具体问题，以促进全社会的创新创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前世界范围内创新驱动发展已成共识，但科学的逻辑和学院文化依然统治着很多大学的学科建设。“在大学的部门设置中，以学科为基础的部门通常构成具有牢固基础的组织结构。这些单位有自治的传统。”因此，要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需要，转变大学的学科建设取向和科学研究范式，绝不能完全指望大学的自觉。鉴于人性的因素以及制度变革中路径依赖的存在，在实现知识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个人的和组织的壁垒。所谓个人壁垒，即个体层面会抵制改变认同;所谓组织壁垒，即组织层面会面临新范式冲突。具体而言，对于大学的学科建设，科学的逻辑和学院文化有天然的合理性，符合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和学术场域的惯习。大学的理想是，政府有义务为大学提供科研资助而无须过问这些资助都干了些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这种状况在过去社会和大学发展的某些阶段或某些国家的某个时期确实存在过，那么现在也明显地不合时宜了。在不远的将来，基于问题的研究或者应用性研究将成为常规而不是例外。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大学自身必须成为创新的引擎而不仅是为创新提供资源或帮助。为改变大学过时的办学行为和学术研究范式，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政策，在政治议程上确认创新创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大学的学术研究对于推动创新创业的重要性，以“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在学术科学中市场逻辑实践发展的环境”。此外，在推动学科建设向学术创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那些超越传统学科边界的新兴问题研究，并全过程协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以激励创新创业活动的深入广泛开展，并加快推进科研成果不断向实际应用转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知识的商业化或学术创业也存在着一个选择性和适度性问题，过度的商业化必然会损害大学的公共性和开放科学的开放性。促进学术研究领域市场导向型实践的发展其目的绝不是要把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完全变成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附庸，抑或通过学术研究谋利来增加大学的办学经费。事实上，基于市场的逻辑和创业的思维，即便大学可以通过专利转让或创新创业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也不能成为减免政府资助大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理由。相反，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政府只有不断加大科研资助并通过政策引导，大学的创新创业才能更具全球竞争力。“在这样一个需要许多领域的思想、方法、模型和知识发现过程汇合，通过综合性方法来解决重大时代问题的时代”，以创业思维重新理解学科建设，其目的主要是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以提升国家科技事业的社会价值。从根本上讲，将学术研究融入社会，以创业思维重新理解学科建设，既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解决大学自身发展的合法性问题。无论如何，“要在高校获得成功，创业必须被明确定义为一个创新的必要因素、一个解决问题的特定方法以及奠定文理科基础的关键方法(而非替代方法)。它不能被视为纯粹的商业化、财富积累或管理的过程”。归根结底，对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衡量其成败的最终标准，绝不是市场逻辑产生的经济价值(利润大小)，而是市场逻辑产生的知识价值(创新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