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后，年轻的时候，还不流行“几零后”的说法，所以很少会听到“后如何如何”的评价。但是，在长辈眼里，我们这一代人是“吃不了苦”的。我母亲专门为我做过“忆苦思甜”饭——有点咸，有点苦，颗粒粗糙的“棒子面”窝窝头，在我咬了一小口就放弃了之后，母亲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个表情叫“看我说的没错吧”。
进入职场时，父母对我最常念叨的就是，提前去办公室扫地擦桌子打热水，勤快点才讨喜。我也自然如是照做，没有任何一点“凭什么”“为什么”的念头，仿佛，维护职场环境中的秩序感是天然本分。
父母辈没有经历的事情，就缺乏经验可以传授了。上世纪年代已经逐渐市场化了，和父母那种一辈子进一个单位，进了单位就旱涝保收的状态有了很大不同。当时的单位，用人很不规范，堪比今天的“文眉”，有编制的是“永久式”，签合约的算“半永久”。部门有一定的用人权，所以，合约还分成单位签与部门签两种。这些差别不仅关系到待遇，甚至决定了别人看你的眼神。团队去客户那儿谈合作，挨个介绍一遍，我站在队尾，像一个小透明，有一种“我在，又不完全在”的错觉。单位发节日福利，也是按等级发放的。有时如我这样身份的人能领到半份，有时则完全没有，但搬东西出力时却又不按此划分了。年终聚餐，我是被安排值班，还是能在宴席上有一个座位，则如同摸彩。
我终于决定去另一家单位应聘。在面试之前，负责应聘的人把我们的简历撒落一地，他连一个斜睨的眼神都欠奉，手指高傲地如在琴键上跳跃一般地隔空点向求职者：“你去捡起来。”我立刻起身，扭头就走。
我有一个同龄朋友，笑起来热情如火。有一阵子，她的私生活被单位同事四下传播议论，领导却找她谈话，让她注意影响。她一字一句地回答：“这是我的私事，如果下次我再听到有谁议论，不管他是谁，一巴掌扇过去，领导也一样！”
我做的第一起投诉报道，就是一名多岁的女工因为超时加班而投诉工厂。我还帮过一位好朋友和她的单位打劳动官司，赢了仲裁后又上法庭，毫无法律经验的我，言之凿凿地跟对方律师辩长论短。当然，
官司赢了不是因为我的辩论技巧，而是劳动法的支撑和法官的公正。
我们那会儿不知道什么叫“怼”，不知道什么叫“仲裁侠”，也没有社交媒体可以吐槽，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自然也谈不上随手拍随手录。唯一留存的，只有记忆。
后来，我逐渐从职场新人变成“某姐”“某老师”，也开始带新人。岁月悠悠间，先后经历了后是不是“垮掉的一代”、后是不是“熊孩子”的诸般讨论，现在又“后整顿职场”了。不讳言地说，作为媒体人，制造话题并参与讨论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把大而化之的题目当成放大镜，去审视身边个性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失焦的问题。
比如，我认识一个后，公司要求他们统一更换有公司标识的微信头像，并在朋友圈里转公司的宣传活动，他直接在微信群里公开拒绝，成了公司唯一个坚决不换头像的人。以年龄段来划分人群，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方式。从环境上说，年出生的人是和年的人更接近，还是和年的人更接近？后和年出生的人又有多大差别？而从个体选择来说，这边是后整顿职场，那边却又有调查发现九成后愿意加班，要不要问某一位后，你是哪边队伍里的？答案哪有那么简单啊。
在我工作的近年里，职场环境一直在革故鼎新。那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单位，后来规范了用人方式，不论什么身份都同工同酬，社保按法律规定补齐。当时有位后的领导说，谁家没有孩子？谁不希望自家的孩子能被公平对待？
这种更新，是一代一代人努力的结果，每一代都有人摸鱼，有人奋斗，有人争取自己的权益。劳动法的修订、仲裁规则的完善，职场环境的公平，怎么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当然，这一代年轻人和上一辈最大的不同，就是更乐于表达自我，更容易被“看见”，也因此得到更多掌声和支持，但他们需要警惕的则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谁没有年轻过？但谁也不会一直年轻。不管是曾公开在媒体上呼吁“玩和工作为何不可兼顾”的后，还是那个写下“最牛辞职信”的后，都渐渐消失于舆论场。《大话西游》的最后，至尊宝在明白了真相后毅然戴上金刚圈，平静地踏上取经路。不管几零后，这大概都是逃不开的使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