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发展史表明，“社会分光镜”、“拟态环境”、“恒温器”等概念多出自于学者们对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与反思。基于发展的传播历史观，把握数字技术时代的融合传播规律显得十分重要。融合传播将人们栖居的环境，建构成泛媒介化的现实世界，实现了媒介环境学提出的“从感知外部环境媒介、符号媒介到作为社会环境媒介”的演变。融合传播环境下，媒介如何与生态勾连，进行信息与知识生产并对公众社会认知产生影响，是一个困扰我们并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融合传播对认知客体的内爆
随着媒介融合的现实实践，融合传播作为其践行结果，成为技术传播大格局和社会信息环境的表征。文化、风险、交往、资本、情感等二元认知要素作为自在之物，正在发生鲍德里亚所指出的裂变式内爆，界限的消除使得人们的认知行为变得日益困难和复杂。
时空关系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性特征，它既深嵌于最为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也包含于最为极端或者最为激烈的变化模式之中。[]融合传播的发展改变着时空关系的组合，间歇性序列和泛化的在场，成为当下人们“在世存有”[]的时空方式。传统时期历史与现实，早出晚归的秩序行为，框架出主体生活的内容与序列性；烽火点烟到邮发合一的地理探索，折射出主体活动的物理在场与局限性。现在，融合传播瓦解了精确的时间体系，媒介空间作为新的活动区域，颠覆了时间战胜空间的神话，建构了虚实相生的时空组合。社交媒体以不规律频次的信息传播，实现了同时互联全球最广泛的节点主体；VR给用户带来先知体验，全息影像使主体跨越视域屏障；Pokemon（日本任天堂公司开发的热门手游）游戏随着主体现实场景移动，使现实和虚拟空间彻底内爆。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意义阐释，其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能够反应出社会环境变化的动态方向。融合传播时代，文化系统杂糅破碎却又内生再造推动社会粘合。西美尔对现代文化的担忧：“缺乏一个主导理念，缺乏一个综合的、共同文化理想”[]被詹金斯提出的“融合文化（多元主体参与、权力变化）”[]所印证。无序超链接逐渐弱化我们以前基于血缘、地缘等固有纽带的联系，亚文化、草根文化、快文化特点成为文化欣赏的标准。融合传播场域里，越来越多的个体发挥着自身的文化创造力，丰富了文化表现形式，增强了文化传播力，但也导致了文化价值的割裂和碎片化传播。帝吧出征引领两岸青年多元价值碰撞，刷新网民文化内涵，理性传播大陆年轻人的时代观念，而网红文化却也在引领着舆论风潮，解读信息，赋予事件意义。
风险存在于人类历史活动任何时期，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引发认知系统紊乱的因素。“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是融合传播现实的社会背景，风险社会被风险传播进一步催化又时时被冷却。“多样化媒介拓宽了风险感知渠道，立体化传播带来了逼真风险体验。新媒体技术在风险扩散速度、扩散范围、感知渠道、体验效果、不确定性等方面大幅提升了风险放大的概率、加剧了其放大后果”[]。同时，风险本质和风险事实也可以在媒介环境下被弱化，媒介构筑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透明、互补、及时的信息平台，增强主体对风险的确定性认识。社会风险因为融合传播，导致了现实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内爆，加剧了人们的认知恐慌与焦虑。
交往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社会生产同等重要。通过技术媒介的物质交往，人们被人工智能浸入式、液态传播所淹没。在“讯息及媒介”的状态下，融合传播的实践将人的交往满足感与异化感并置于信息社会中。报纸“中央厨房”传播，推动全媒体转型；数据抓取、挖掘、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的新闻报道，改变着新闻生产流程和传播效果；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作为媒介手段加以运用，使公众进入一个高仿真全息体验的信息消费环境。品质的传播生活把以前长链条式的交往活动缩短为个体到媒介这一简短流程，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演变为人是媒介的延伸。融合传播实现了对人的信息交往需求全方位满足的目标，同时媒介作为异化力量也将人的主体角色降格为工具使用者。模式化、圈层化、扁平化的交往方式使得人际关系浅层化和交往关系利益化，主体理性、平等、对话的交往被解构，娱乐至死、围观至上、看客心理、传播暴力成为信息交往的新常态。这种交往的“共在状态”，使主体有消失在信息茧房中，成为彻底被异化的信息原住民的危险。
资本是个人实现自我的基本要素，也是维持社会系统运行的保障。融合传播导致资本属性的内爆，物质资本被解构，技术资本大放异彩，社会资本却受到重创。从电子货币到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比特币出现，技术资本推动经济生活全面数字化。自年以来，流通中的比特币已达亿，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参与要素。这使得符号资本不断增值，信息单位由字节到比特，与的编程代替了一切，信息传输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交际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协调与合作，实现互惠互利[]等要素却在数字融合传播的环境下受到重创。个人隐私保护、人际信任感、互惠互利、群体认同等价值理念被解构，个体囿于技术和符号资本中，在他律性欲望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情感作为一种微观力量也不容忽视。乔纳森·特纳指出情感行为并非简单的心智反应，而是一种社会性认知调试过程。[]当前，融合传播代替主体制造情感、寄存情感、释放情感。可穿戴设备记录着心跳、情绪、压力；沉浸式体验不断升级，观影者被声影包围，影院的“第四面墙”消失；电视节目以贩卖情感争夺收视率，商业营销以情感作为传播策略，情感代替了宏大叙事成为主角，也逐渐模糊了其与宏大叙事的界限。虽然技术在本质上是信息的传输，而非情感的联系，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Sherry Turkle）指出的那样，数字主体被新媒介技术的无私陪伴只是一种假象，其背后隐藏的是对人主体的抹杀，交往的异化，情感的殖民。[]这种需求就是虚假的情感满足。人们越是对数字传播技术依赖，就越容易受到数字媒介情感稀释和麻醉的影响。
二、融合传播对认知实践的改变
认知是指主体对客体的感知与理解，形成包括自我相关的认识，是一种信息加工活动。融合传播内爆了客体，也改变了主体认知实践的模式和特点。
（一）就认知风格而言，个体在认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惯化行为模式让位于技术路径
当下对符号环境的惯习依赖是将之前身体在场作为认识基础的唯一性，转变为利用媒介实现全球化、共时性认知实践的可能。主体对技术渠道上信息流的偏爱胜于在地实践，从而形成新时期的技术心理倾向，主体的认知和存在被技术裹挟在折叠的世界中。融合传播时代，认知风格内部的三种分类也逐渐发生偏向。一是泛媒介信息环境使得媒介场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推动着感知由场独立型向场依存型倾斜，也就是将外部环境（媒介环境）作为社会实践的主要参照。二是媒介环境中信息传播超链接、非线性、无中心的特点，给沉思型认知风格的主体带来冲击，细节性加工方式被冲动型浅薄化认知处理代替。三是融合媒介技术特性展现瞬息变化，使得共时性认知风格战胜历时性风格，采取宽泛视野方式比逐个解决的线性方式更具有量化理性。
（二）主体加工信息的技术和方法作为认知策略愈发多元，难以定位
信息洪流被具有物质属性结构的媒介和符号编码传递，且通常又带有规定性的框架选择，对主体的认知贮存、记忆、提取造成影响。数字融合传播使得主体在记忆运用方面不再依靠大脑内部语言进行信息维持，转而以媒介作为贮存容器，随时收藏、实时调取。同时，碎片化、杂糅式的新信息与旧信息联结，会增加神经元的认知突触，但不会优化信息提取通道和提升信息质量，精加工的认知策略很难在海量信息冲击下完成。此外，高层次的组织策略在融合传播环境下也难以结构化，内在逻辑性、抽象化的梳理会被信息茧房制约，造成信息加工能力的有限，并很容易导致自我认知偏离。
（三）主体的元认知遭遇新瓶颈
元认知是个体对当前活动的认知调节，侧重于一种动态认知过程。[]融合传播环境下，技术迷幻和信息冗余使得有关自我认知过程的思考弱化，元认知的修正和反思很难以可感实践的方式进行检验评估，自我认知因此囚禁在媒介环境之中。元认知的三个基本要素，包括“元认知技能、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也在媒介环境下被逐渐消解。无论是主体对于认知行动的计划，认知进程的监测，还是其积累的影响认知活动的各类知识和体验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媒介信息所干扰与窄化。确立认知任务目标，制定实践计划，整合相关信息，评估实践活动等环节都被媒介信息传播左右。面对融合传播造成的社会内爆现象，主体的认知实践活动相应地表现为地理的散居和精神的游牧，认知过程变得不可控，认知效果也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
三、融合传播对主体认知的影响
认知客体的内爆和认知实践的异化，使主体认知也必然受到融合传播影响，其结果就是认知主体在实践中“观照自我”、“参与社会”、“反向思考”等方面都有了不同判断、逻辑和结果。传统的主体认知特点和路径被解构，呈现出新的特点，反映出三种认知状态。
（一）黑洞式主体认知特点和状态
融合传播带来的泛媒介化生存，使得媒介就像围棋的布局一样，深刻影响个体衣食住行的实践和主体价值认知的形成，形成信息虚拟环境的黑洞，刺激着沉浸于其中的主体的原始欲望。游戏、消费、闲聊、围观等娱乐快感在融合传播的环境中得到多样化寄生，主体的精力耗费在无知的信息黑洞之中。媒介奇观吸引注意，界面设计强化视觉，虚拟特性仿真知觉，平台助力存贮记忆，深处融合传播环境的认知主体，其行为链条在黑洞吸附力下断节粉碎，秩序和中心变得虚无。看似无限丰富的知识信息只能浅层着陆于主体感官，深化知识、升级认知成为例外。融合传播的数字黑洞麻痹认知主体的同时，也神话了主体认知效能。主体以一种无所不知的视角看待不完整的假象世界，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浅薄认知状态生存。
（二）隧道式主体认知特点与状态
人们的注意力好比一盏聚光灯，在正常状态下工作，聚光灯出于节能自动就会调暗，当紧急情况出现时，聚光灯就会聚焦在最明显的简单事物上。融合传播搭建的广域信息空间将这种“认知隧道”[]烙印在主体认知序列层级之中。媒介渠道的多元化、媒介功能的拟人化、媒介信息的海量化让虚实双重的认知主体与信息无缝对接，超链接将线性思维打破，声画广告将主体注意转移，骇俗标题将恐惧情绪唤起。无意义的认知切换，使得主体机能内耗，认知空心化。对抗熵的耗散，对抗无序的意志会在融合传播的信息接收时不堪一击。当融合传播将主体认知从一个层面跳到另一层面的信息空间时，量变的假象会让主体自认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总之，流变的信息环境分散主体注意力、混淆事情轻重缓急，也使深化认知成为一种假象。
（三）蚂蚁式主体认知特点和状态的回归
蚂蚁的世界是一个二维世界，一个从线到面的世界，也就是一个缺乏深度、内涵、真实的世界。融合传播使我们可以立体、全息的体验和认知社会，但认知的最终结果却更加单一。融合传播的信息编码活动仿真可感现实事物，但不可逆的进行着失真传播，主体处在“屏的世界”，认知局限在屏幕二维之中。技术迭代让社会事物超真实显现，长期寄存于屏幕世界的主体对于真实社会事物的认知缺乏生动性、复杂性、实践性的把握。主体认知来源于屏幕世界，屏幕真实扭曲了认知。融合传播技术效能虚化了现实社会事物的存在意义，遮蔽了主体认知的升维渠道，减少了客观参照标准，矮化了认知金字塔，使得主体认知在被窄化的二维空间里，更加失去了创造和反思的能力。
四、融合传播认知影响的平衡策略
融合传播的跨界本质破坏了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要素的稳定性，解构了其相互关系，打乱了媒介环境的平衡，也必然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认知受到影响，导致主体认知不协调的情况经常出现。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始终强调重视媒介环境的秩序性和平衡性，这与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处理认知不协调的方式一致，也就是要增加协调性因素，改变不协调与协调的比率，[]形成多元共生、平衡和谐的信息环境。
媒介技术所影响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复杂性和流动性兼具的生态系统。融合传播背景下，媒介生态系统内部出现裂变，数字化、去中心化、泛媒介化、互动化、差异化等传播特点主宰着媒介信息生产和消费，维持秩序传播的平衡元素被新的传播理念和融合技术所解构。融合传播的技术赋权和跨界影响，改变了传统的传受关系，塑造了泛媒介化的生活方式，导致维持稳定的各种社会二元结构界限消失，其本质是推动了“人人都是传播者、讯息及媒介、人是媒介的延伸”的后传播时代来临。这种后传播时代是后现代社会现实在传播领域的反映。去中心、反权威、碎片化、娱乐化、无厘头的传播，导致能指的狂欢和仪式景观的呈现，虽然具有自由、个性和思想解放的作用，但同时也很容易导致主体性丧失和意义虚无，使我们失去自我认知统一的可能。
为此，要实现融合传播媒介环境的再平衡，推动认知和谐，就和处理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一样，要通过反思传播的现代性问题，回归传播的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提出重建现代性的主张那样：“生活世界现代化分为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其合理化运动中，由于科学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味追求科学和技术的工具理性，障碍了道德和艺术领域。因此现代性的问题解决就是要统一这三个领域，进行重建。”[]吉登斯主张通过对话，多元主体协同促进现代性重建，实现由“低级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转变；推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综合进步，平衡真与美、技术与艺术、信仰与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后传播时代的媒介环境危机治理，具有指导意义。
当前传播的现代性问题表明，融合传播的发展过度重视科学与技术的工具理性，忽略了因为数字技术的疯狂可能带来的后现代后果。新的数字技术带来融合和跨界所展示的广阔的市场前景，很容易使我们忘记传播的道德和文化使命。为此，要通过各种措施，保护传播者的主体性，保护职业传播者这一群体，保护新闻专业主义。职业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系统重要而特殊的组织机构，也不能消失于混搭中，消失于疯狂的市场竞争中，需要进行专门扶持发展，这些都是维护传播现代性精神的必要举措，也是推动媒介环境再平衡的协调因素。从道德和文化上而言，无论融合与跨界所形成的传播环境如何，但必须防止“人类对真理、良善、正义的追求被传播符号所消解，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消泯于传播话语的操作之中”[]。这同样与媒介环境学派尼尔·波兹曼“寻求主体理性和释放艺术张力”的人文色彩平衡观不谋而合。针对融合传播的动力机制，瑞典传播学者延森提出了“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实用主义”的主张，致力于寻找“第三条路径”的治理对策，旨在通过传播搭建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桥梁。[]当科学的文化与艺术的文化通过传播平衡发展，就会重构差异化、多元化、多层次的认知客体，从而使认知主体的知识生产和社会现实建构在多元的基础上保持理性，回归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