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要清楚”，这是易中天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大约十年前，在外地读大学的女儿回家过暑假，返校前几天，她郑重而私密地对我说：“爸爸，我请你喝下午茶，有件事给你说。”我问什么事，她说到时候就知道了。一天下午，我们开车出门，七拐八拐，来到位于城南富人区一处僻静的喝下午茶的地方，环境高雅安静，人不多，从女儿与吧台接洽看，她提前订了座。除我们点的茶饮外，还上了置于精致旋转架的各类水果和糕点。说实话，除非被人请，这种小资情调的地方我很少来。原因一是有些不自在，二是收费不菲，对我这种当过知青、吃过苦，骨子里比较“抠门儿”的人来说，觉得有些心疼。谈话内容完全务虚。女儿语重心长地告诫在高校教书的我，不要三天两头地外出开会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实属浪费生命和精力，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写点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会留下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并不完全赞同女儿的观点。我说，学术圈也是一个江湖，学术的“势”已经把你推到这个位置，尽管也有无奈，但只能顺“势”而为，否则有违学术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平心静气地沟通交流，谁也没说服谁。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近些年，我才越发体会到，当年女儿对我的告诫，是多么具有方向性。当下许多学术活动和会议，关注点已越来越不在学术本身，对主办方来说是做业绩，对参会者而言则主要是刷存在感和积攒学术人脉，这造成满天飞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形式大于内容，也越来越“内卷”而于学术无益。这不禁使我暗自吃惊女儿当年的告诫，这或许印证了“年轻人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要清楚”这句话。
我当然是“我们”中的一分子。相对于年轻人，“我们”在家庭中是长辈，在社会中是领导、师辈或前辈。我们的地位、占有的资源和话语权均在年轻人之上。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一优势使我们有资格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批评年轻人。但一个悖论是，我们的优势是以年龄、资历和经验为基础，倘着眼于未来，这些构成我们优势的年龄、资历和经验等又恰是我们的“短板”——我们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退休，我们的资历与经验也会随时代变迁而渐渐不合时宜。所以，若着眼于未来，优势显然不在我们，而在年轻人一方。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奈和现实。从这一意义说，“年轻人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要清楚”，似乎有更深的意涵——对我们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提醒。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项与局限。《庄子》是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一本奇书，其中心思想是讲人的局限性。“夏虫不可以语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此语虽出自《史记·陈涉世家》，但源头却是《庄子·逍遥游》），都是用寓言来讲述人的“自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滑稽可笑与危险。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盲目自大且傲视于年轻人，在优势随岁月递增的年轻人面前，我们很可能沦为“燕雀”与“夏虫”而不自知。
读杂书时，我常思考一个问题，古今中外许多名人、伟人，他们留下来的诸多文字都记叙了其成长经历与成败得失。我常想，若把这些名人、伟人的成长经历与成败得失好好收集和梳理出来，让年轻人读，岂不可以让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曾盘桓了很久，但经过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原因是，别人的经验永远是别人的，要把别人的经验变为自己的并上升为智慧，永远不能缺少一个前提——自己的切身体验。于是，我渐渐悟到，年轻人是在“试错”中成长的。“试错”既是成长过程，也是积累切身体验。人生的过程谁也无法替代谁。
为人父母者大多感受过孩子的逆反期。“逆反”是什么？是孩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之时其社会人格成长之表现，目的是摆脱自孩童时代起就受父母控制、束缚的人格樊篱，获得自我成长的机会，这当然也是“试错”的开始。孩子的逆反，说到底是要找一个“敌人”来强大自己，父母当然是他们在世上最安全的“敌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扪心自问，年轻时谁没有荒诞和放纵不拘过？谁没瞒着父母与伙伴做一些被规范所不允许的事？谁没和大人眼中的“街头混混”或“坏孩子”打过交道？谁没做过一些不可理喻事后又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的事？“试错”其实是年轻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试过所有弯路，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试过所有“不合适”，才知道什么对自己“合适”。所以，年轻人进入社会，犹如刚滚进河床的石头，有棱有角，虽挑战秩序会损其棱角，却具有开拓性；而“我们”有如河床中光滑圆润的卵石，老于世故、墨守成规，虽适应环境，却丧失了开拓性。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注定要被新进入河床的石头所覆盖。这是无法逆转的事实。
我在高校教书，指导有不少博士和硕士生，常和他们中一些有独立思考的人喝茶聊天。我发现，两种相悖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奇妙地交织与统一。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他们有比较明显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功利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微观和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有我们年轻时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秀品质，如互助友爱、尊师重教、热心公益、勤于思考、有同情心、有是非观和正义感，对社会有自己的观察与判断，等等。第一点，应和他们大多为独身子女的身份有关，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是有“自我意识”的一代，这注定了他们不会重复我们及我们父辈的路，不会淹没于集体主义洪流之中毫无“自我”地度过一生。第二点，当同教育提升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让我感到欣慰和乐观的是，他们不光追求知识，更充满对认知的渴望。知识是死的，认知却包含对事实的思考。爱因斯坦曾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一个思考的人不仅有自我修正能力，也具有无限可能性，其发展变化难以预测。其实，“年轻人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要清楚”，这话本身还有一个潜台词——我们对年轻人的认识远不及他们对我们的认识。从这一意义说，我们对年轻人整体上妄下判断或以偏概全，实在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对此，我们务必要有“自知之明”。
当前社会的扰攘纷乱，很大程度掺杂着代沟与代际冲突因素。代际冲突在任何社会中均无法避免，冲突也是磨合过程。通过冲突、磨合而达成沟通、理解与和谐，达成传统与发展的平衡。如果我们能充分意识到“年轻人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要清楚”，明白年轻人“试错”势所必然，放低姿态，给注定要超越我们的年轻人以朋友式平等、宽容、理解、鼓励甚至欣赏，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年轻人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要清楚”也提醒我们，年轻人既是我们教育引导和关爱对象，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老师呢？这是“教学相长”的道理所在。唯有平等相待，我们方能从年轻人身上看到或学到我们所不具备的东西。古往今来，人类化解代际冲突有两个制胜法宝，一是关爱，即情感联系；二是教育，即理性引导。若能再持有一种朋友式的平等、宽容、鼓励与欣赏，无疑会给彼此以融洽、欢愉与教益，给家庭、社会和个人带来更多和谐与美好。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于“大事”，我们的无力感自不待言。对于难事，我们不一定看得准，所表达的多为一孔之见，难以洞悉全貌。但在家庭或社会中，处理好同身边年轻人的关系却是我们唯一立即可做并见成效的“易事”“小事”。
古今中外，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影响往往超过父亲，这意味着母亲在社会传承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她们在对待孩子方面做得更好。胡适在《慈幼的问题》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么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见《胡适文集》第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可见，孩子和女人不但紧密关联，且均牵涉文明传承之大事。当然，年轻人群体并非整齐划一，用“后”“后”“后”给年轻人贴标签的做法，只会导致对年轻人概念化、简单化的认识甚至误解，并不可取。但有两点确定无疑，一，在如何对待年轻人上，我们或许可由母亲基于爱而对待孩子的宽容、平等中获得更多启迪；二，许多发达国家激励年轻人“自立”的教育与文化传统非常值得借鉴和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