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代号
“海洋飞沫”行动
英文名称
Operation Sea-Spray
媒体称呼
旧金山事件、生物武器测试
密级
秘密
发起者
美国海军
运作进程
1950年9月20日-27日
目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喷洒粘质沙雷氏菌和球芽孢杆菌进行实验
背景
二战期间，美国为研发、制造生物武器共投入6000万美元，雇佣了4000人。做个对比，“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世界历史的重要拐点，魔鬼孵化时刻）则花费20亿美元。换而言之，也的确可以说是两颗原子弹帮助美国结束了战争。
二战结束，美国并没有关停生物武器项目。1949年5月，美国陆军化学战部队在德特里克营建立特别行动部门，专门管生物武器的投放测试。
武器在投放到战场之前都必须经过测试，以检验其威力。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测试都还算是比较方便：在测试场地投放，然后数一数房屋废墟就可以了。但是生物武器的性质决定了其测试很困难。
冷战开始后，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研发、试验、制造方面皆加大力度。新的设施在纽约州、阿肯萨州等地建立起来。美国陆军利用炭疽和兔热病菌制造出两种标准化致命生物武器，并利用布氏菌、昆士兰热病原体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制造出3种失能用战剂。
对于实验测试，美国的做法更加直接甚至极端。既然控制不住，为何不直接在人群中投放？美方在试验时使用“非致命细菌”，试图把染病风险降到最低。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竟然是美国国防部的办公场所——五角大楼。
8月，特别行动部门的人员伪装成维护人员，在五角大楼的空调系统中散布沙雷氏细菌。试验很成功，证明了五角大楼这类建筑在面对生物攻击时几乎都没有设防。
问题来了，对于城市那么大的一个目标，生物武器效果如何？美国军方决定继续测试。
于是，一个秘密实验出台，这就是“海洋飞沫”行动。
为此，军方调集了49人的队伍，1950年9月17日于首次亮相，有这个队伍负责“海洋飞沫”行动的实施与监测。
旧金山湾
行动经过
1950年9月20日，也就是队伍亮相的3天后，一艘美国海军军舰（船号不详）来到旧金山湾，被部署到此。军舰航行到海岸附近，对秘密城市泼洒、释放沙雷氏菌病原体喷雾。“海洋飞沫”行动开始了。
他们将病毒满满地封装在气球里，待气球飞到旧金山上空时炸开它们。
在总共8天的时间里，这艘军舰沿着海湾的海岸线前进，释放出两种不同病原体的巨大云层——这两种病原体都被认为是非致病性的，但“可能用于攻击的真实模拟物”。
总共进行了6次“实验战攻击”：4次是球形芽孢杆菌，2次是粘质沙雷氏菌。
粘质沙雷氏菌以其血红色而闻名，是1950年在旧金山喷洒的两种细菌之一。
军队以30分钟的时间喷射这些化学物质，产生了长达两英里的巨大云层，然后在全市不同的采集点采集和评估了几十个样本。
“海洋飞沫”研究重点有两个：
一是可能携带生物武器的风流；
二是散播效果，也就是采集的样本得出的计数显示了吸入多少细菌。
“海洋飞沫”特别行动部门在旧金山市43处不同地点设立了监控设备，进行全程监测。
一直持续到27日，“海洋飞沫”行动才结束。
后续
美国军方后来经过研究发现，部署在全市43个地点的监视设备结果，确定旧金山已接收足够的剂量，80万居民每人会吸入至少5000个致病喷雾颗粒。
研究报告中提到，6项测试中的每一项都受到了严格的监控——时间、温度、风速、湿度——但最重要的因素似乎被忽略了：被喷洒者的意愿。
在“海洋飞沫”行动前1个月，75岁的爱德华·J·尼文老人入住旧金山一家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在医院里呆了1个月后，他正在康复的路上。
9月29日，也就是“海洋飞沫”行动结束两天后，尼文感染了尿路感染严重了。当尼文的尿液培养回来后，发现里面含有粘质沙雷氏菌——一种在医院的长期历史中从未被记录过的细菌。
3周后，细菌扩散到尼文的心脏，10月中旬尼文病死。
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又有10名患者因被发现非常罕见的粘质沙雷氏菌引起的严重尿路感染而入斯坦福医院（他们都在长期痛苦的住院后康复）。尽管这10名患者康复，但是谁也闹不清酒精是如何得了这种病。
医生们注意到了全部11名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均患有尿路感染，肺炎和尿路感染急剧增加，但旧金山其他医院均未报告类似的病例激增的现象，这说明其感染源位于医院内部。尿路感染暴发非常罕见，以至于斯坦福大学的医生将其写进医学期刊——这或许就是“大数据”早期的应用。
和旧金山其他市民一样，医院的医生也不知道政府刚刚秘密地喷洒了粘质沙雷氏菌。当研究人员疯狂地试图确定这些细菌是如何感染这些人时，医院里一片恐慌接踵而至。虽然医生们敏锐地感到了不同寻常的情况，但苦于没有任何抓手，可见保密制度的重要性，但疑云不会轻易主动消失。
对于这些，美军根本不当回事。
1951年-1952年之间，军方继续进行研究，只是没有采取散播病毒的方式，但研究结果令人满意。
虽然“海洋飞沫”试验效果不错，但是美军依旧必须改变传播生物战剂的方法，因为美国海军无法派船到敌方城市港口散布细菌，需要有更加隐秘的投放方法。但这已不是“海洋飞沫”行动的计划内容了，需要有新的行动接续。
到此应该是一个悄无声息、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这种无法无天的反人类行径还是逐渐露出马脚。
1951年的一份政府机密报告——《第142号特别报告：1950年9月20日至2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进行的生物战试验》描绘了旧金山绝密细菌爆炸案的细节。通过这些测试，官员们试图实现3个目标：
研究“用生物战气溶胶攻击海港城市的进攻可能性”；
强调国家防御系统对此类攻击的脆弱性；
以及获取细菌如何影响人口的数据。
报告中没有提到圣方济各会的福利；测试在公众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第二年，一组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调查；在理查德·麦特博士的带领下，他们在美国医学会的《内科学档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事实：11名患者在6个月内感染，年龄在29-78岁之间，都是粘质沙雷氏菌引起的尿路感染。
尽管美国一些顶尖科学家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无法确定来源。从历史上看，粘质沙雷氏菌在旧金山或加利福尼亚都没有记录。
这篇医学论文并没有被忽视：当政府读到它并意识到它们引起了细菌的爆发时，他们摇摇晃晃地掩盖了自己的行踪。
1952年8月，德特里克堡指挥官威廉·克雷塞将军下令进行一项秘密的4人调查，以重新评估粘质沙雷氏菌的致病性。在一份长达两页的报告中，研究人员承认这种细菌不是一种“理想的模拟物”，并认为它杀死尼文的可能性相当大。尽管如此，他们继续证明其继续用于生物试验是合理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粘质沙雷氏菌很少是致病的原因，而导致的疾病主要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即使在人口过多的地区，也应继续将其用作模拟物。”
在整个报告中，调查人员对受感染的平民没有多少悔恨。克雷塞将军也同样不着急：在与陆军官员的后续行动中，他承诺就粘质沙雷氏菌的安全问题与美国公共卫生局进行磋商，但他从未这样做。
一直以来，公众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1969年，在德特里克堡的人群面前，理查德·尼克松终止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攻击性使用，有效地结束了露天试验。
“海洋飞沫”行动后，旧金山的肺炎病例也有所增加，虽然当时不能确定是否与之有因果关系。细菌还与苯酚和炭疽模拟物混合在一起，并作为DICE试验的一部分，被美国和英国军事科学家喷洒在多塞特郡南部，该试验在1971年至1975年间进行——但行动代号不详。
25年来，中情局参与生物战试验，并将平民当作不知情的小白鼠，一直是最高机密。如果不是一位《新闻周刊》名叫德鲁·费瑟斯顿的精明记者的努力，这个秘密可能会无限期地流传下去。
1976年11月，费瑟斯顿曝光了军队和中情局在主要城市进行的一些生物测试。通过他的研究，《旧金山纪事报》发现了1950年在其街道上发生的细菌喷洒现象。
爱德华·J·尼文三世，是旧金山的一位年轻律师，他在伯克利附近等火车时看到了新闻。当他略过死于细菌的人的名字——爱德华·J·尼文时，他吓得直发抖。他咕哝着说，天哪！那是我爷爷！
长大后，他总是被告知爷爷死于肾病。既然他知道了残酷的事实，他觉得有必要以正义的形式进行复仇。尼文写信给政府，要求查阅案件的相关文件，但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尽管《信息自由法》刚刚颁布，但政府坚持所有档案都是保密的——尽管媒体已经曝光了这一事件。反过来，尼文向政府起诉了1100万美元。
他对一群询问高额赔偿金的记者说，“我们的动机（是）获取信息，如果索赔金额只有几千美元，你们会注意吗？”
政府试图驳回此案，理由是他们免于涉及“基本政策”的诉讼，但请求被拒绝。联邦法官塞缪尔·康蒂被任命主持审判，审理时间定在1977年年中。
鉴于这一消息，政府决定最好放弃一些信息。1977年2月，一部广泛的历史——《美国陆军在1942-1977年生物战计划中的活动》出版，记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参与露天试验：1977年3月至5月，参议院卫生和科学研究小组委员会开始举行一系列听证会。医学专家、军事领导人和政客们激烈地争论着杀死尼文的粘质沙雷氏菌是否有害。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助理乔治·H·康奈尔特别直言其危险性：“没有一种微生物不会引起麻烦。如果你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人身上获得了正确的注意力，事情就会发生。”
“粘质沙雷氏菌数量的增加，”一位不具名的微生物学教授补充说，“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健康人的疾病……以及病人的严重疾病。”
直到此时，纸里再也包不住火了。军方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终于承认了“海洋飞沫”测试的存在。军队官员在证词中指出了肺炎暴发，但表示他们的实验导致疫情是意料之外的情况。军队指出，没有其他医院报告过类似的疫情，所有11名受害者在接受治疗后均患有尿路感染，这表明他们的感染源位于医院内部。
直到这时，公众才意识到政府和军方、情报机构的生物病毒武器研究和实验都在继续——即使在那时，美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
与此同时，尼文三世的审判从1977年到1980年被推迟或重新安排了6次。
1981年，尼文的幸存家庭成员向联邦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军队疏忽大意，对造成尼文死亡的过失和责任，同时指控美国海军因“海洋飞沫”行动带来的医疗费用给尼文先生的妻子造成的经济和精神伤害。“除此之外，我的祖父不会死，这让我的祖母为了支付他的医疗费用而破产，”尼文三世说，他是旧金山的一名律师，他在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直到3月16日开庭时，他已经花了大约6万美元的律师费，精神和情感都枯竭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从案件的调查中找到了慰藉：要想获胜，他所要做的就是证明他祖父的死有“可能性”——或者说超过50%的可能性——是军队的病菌造成的。作为一名律师，他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家人辩护。
随着审判的开始，证据似乎压倒性地对尼文三世有利：
9月26日和27日，政府向该市喷洒了粘质沙雷氏菌；
9月29日，粘质沙雷氏菌出现在他祖父的体内，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我们只对这个国家忠心耿耿，”尼文在开场白中对法官康蒂说我们感到被背叛了。”
他的论点有3：
政府喷洒的细菌直接导致了他祖父的死亡；
尽管测试不充分，军队还是使用了粘质沙雷氏菌；
而且，由于他们未经同意就喷洒，这是“一种疏忽行为”。
他质疑这些行为的合法性：“美国政府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在一项实验中，将大量细菌分散到平民身上，有何法律依据？”
敏锐、“受人尊敬”的代表政府的律师约翰·克恩，否认了所有这些指控。他认为，杀死尼文的粘质沙雷氏菌和军队释放的粘质沙雷氏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菌株；这家医院大约在同一时间爆发了疫情，这纯属巧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克恩还证明，军队在未经同意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不需要许可向公众喷洒。1946年制定的《联邦侵权索赔法》赋予公众起诉联邦政府的权利，但它也受到了限制。其中，措辞含糊的“自由裁量权”使联邦调查局对他们“在政策下表现得体”的诉讼免疫。
克恩随后戏剧性地否认了粘质沙雷氏菌的有害影响。“这支笔里的每一个原子现在都可以决定上升大约6英寸，然后转180度。”他把笔插在空中，强调地说。他总结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细菌杀死人的可能性差不多。他继续引用了1940年代德特里克堡的一系列测试，其中“志愿者”接触了数百万粘质沙雷氏菌的有机体，只出现了“一些咳嗽、眼睛发红和发烧”，几天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克恩的一位目击者，德特里克堡生物战部队的医生，同意这一说法。可能是当时最冷酷的一句话，他看着尼文三世的眼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菌株（不是）致病性，”他说，“我今天还会再喷一次病菌。”
曾在1951年调查尼文死因的斯坦福大学医生理查德·麦特教授证实了另一种说法。他告诉法官：“在医院的实验室里从来没有分离出类似的微生物……然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些病例。”我很难逃避这样一个结论，即至少存在某种可能性，某种因果关系（这些案件是相关的）。”
他告诉法官：“在医院的实验室里从来没有分离出类似的微生物……然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些病例。”我很难逃避这样一个结论，即至少存在某种可能性，某种因果关系（这些案件是相关的）。”
关于细菌安全性和内文死因的辩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双方都派出了一批医学“专家”。政府的法律小组坚持认为，内文的死亡与军队的细菌喷雾剂有关的几率是“百分之一内文三世的目击者相信这些事件是密不可分的。
到了盘问军方官员的时候，案件突然发生了不和谐的变化。
随着美国生物战部队指挥官威廉·克雷塞将军走上法庭，主审法官康蒂显然倾向于为军方辩护。”一位旧金山检察官法庭的记者说：“当政府派出一名身穿制服的证人时，一切都结束了。”在告诉内文三世他是在“浪费时间”之后，这位将军开始捍卫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们喷药的道德：
“我会发现，为了获得知情同意而进行这样的测试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无知的世界里，我不可能希望阻止恐慌，告诉他们我们将在他们的社区传播非致病性微粒；99%的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在盘问中，康蒂法官不断否认内文三世的推理，甚至斥责他对军方官员缺乏尊重。在几次打断之后，康蒂法官完全停止了审问，并宣布休庭。在走廊外，一向好战的克雷塞将军向内文三世发起了一场拳赛挑衅，但没有成功。
内文三世的合法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他游向上游，挥舞着拳头。
1981年5月20日，康蒂法官于作出判决，没有人感到惊讶：此案的判决有利于政府。
康蒂总结说，根据《联邦侵权索赔法》中的“自由裁量职能例外”，军队有权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向民众喷洒。尽管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康蒂还宣称，军队已经巧妙地选择了自己的细菌——事实上，它并不是无害的。
没有证据表明，“海洋飞沫”行动之前，军队曾提前警告卫生当局。医生们后来想知道，该实验是否可能也导致了心脏瓣膜感染，以及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曾出现的严重感染。
对于内文三世来说，他的爷爷死于这种生物病毒，这并不容易接受。败诉主要是因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海洋飞沫”行动中使用的细菌导致了尼文的死亡。
他提出上诉，但美国上诉法院拒绝推翻判决。他再次上诉——这次上诉到最高法院——并得到了类似的回应。
对内文三世来说，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现在，尼文三世在加利福尼亚州佩塔卢马执业医疗事故和人身伤害律师。尽管他在1981年败诉，但他成功地揭露了许多此前被秘密掩盖的政府行为。“至少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即使是在这个国家，”尼文说，审判后不久，我只希望这个故事不会被遗忘。”
关联性
“海洋飞沫”行动属于武器研发计划，就“历史脉动”目前资料而言，暂无直接关联性行动。但是，1966年纽约曼哈顿地铁的测试行动，被认为是“海洋飞沫”的承接，因为具有延续性质——完成“海洋飞沫”无法解决的传播问题。
在1977年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军队透露：
在1949年至1969年之间，他们进行了239次生物制剂的露天测试。在其中的80个实验中，陆军表示使用了当时被认为是无害的活细菌。而在其他实验里，他们使用惰性化学物质来模拟细菌。
在1950年代，军队研究人员将沙雷氏菌散布在巴拿马城和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并未导致任何已知的疾病。
1955年，作为一项“实验”，中情局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湾上空喷洒百日咳细菌。随后，该地区的百日咳病例从1954年的339例和1例死亡增加到1955年的1080例和12例死亡，但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两起事件有关联。
在1950年代，军队研究人员在明尼苏达州和中西部其他州散布了硫化锌镉（现在被确认为致癌因子），以了解它们在大气中的扩散程度。他们在1000多英里外的纽约州发现了这些粒子。
从未显示出对人有害的芽孢杆菌在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特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收费公路等地被释放。
1965年5月，军队华盛顿国家机场及其灰狗巴士客运站秘密释放了球芽孢杆菌，在模拟袭击发生后的两周内，有130多名乘客暴露于细菌中，这些细菌传到了7个州的39个城市。
1966年，在纽约，军事研究人员通过将充满细菌的灯泡丢到曼哈顿中城地铁站的轨道上，在地铁系统中传播了枯草芽孢杆菌的变种尼日尔病毒（据信是无害的）。细菌在整个地铁系统中传播了数英里。陆军官员在196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在交通高峰期，用致病性病原体进行的类似秘密袭击能够使许多人受到感染，并随后生病或者死亡。”但政府从来没有跟进过有多少人患病。
上述行动代号至今保密，因此“历史脉动”只能抱歉地表示欠奉。
但在“历史脉动”以往内容中，类似行动还有很多：
“白衣”行动：“小白鼠”以血肉之躯获得的“英雄”之路等等，此处不一一列举。
影响
美军宣称用于试验的细菌是无害的，但事实是，“海洋飞沫”试验造成11人沙雷氏菌感染送医，其中1人死亡。
2005年，美国药品管理局写道：“它会导致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尤其是免疫系统受损的患者。”
许多其他医学文献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沙雷氏菌
评论
“海洋飞沫”是1950年至1969年间美国政府发动的293起细菌袭击事件之一，既不是最令人发指的，也不是最致命的。只是美军和美国各组织机构众多为害世界的反人类武器研发行动之一，沧海之一粟而已，没什么大波浪，更没有引发滔天狂澜。虽然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追究，但一桩桩、一件件罪恶的积累，最终将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言而喻。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感谢网络时代，美国历史尘封的恶行不时被爆出，使正义的人民越加深刻地理解美国的反人类本质。
在旧金山上空喷洒的细菌粘质沙雷氏菌后来被宣布为“有害”。
相关资料
据生物战书籍《秘密的云》的作者伦纳德·J·科尔认为：“几乎整个旧金山每公升都有500个粒子分钟。换言之，在旧金山80万人中，几乎每一个人都以正常呼吸率（每分钟10升）暴露在云层中，在空气中停留的几个小时内，每分钟吸入5000或更多的微粒。”
“由于军队的细菌‘呈现出相似的剂量模式，’”他继续说，“在测试的一周里，旧金山的居民每天吸入数百万的细菌和微粒。”
旧金山市政府报告完全忽视了旧金山居民的安全，并迅速得出结论：“用（生物战）气溶胶攻击海港城市是完全可行的。”
代号说明
“海洋飞沫”，也有译作“海上喷雾”、“大海泼洒”甚至就是“海浪”等等，都没有问题。
在海上风作用下，海浪得到风输入的动量使风浪的波高和波陡不断增大，直至发生破碎，破碎将空气卷入水中形成气泡，气泡上浮到海面破裂生成大量的海水滴，同时风还直接将波峰撕裂而产生海水滴。因此，在风和浪的共同作用下，海面附近空气中存在各种大小不同的海水滴，称之为“海洋飞沫”。
本代号很明显是一个形象化的代号，用表面的人畜无害掩饰内在的罪恶初衷。虽然谈不上什么高大上、文化味十足，但不得不佩服美国人，这怎么也比我们的诸如“985”、“7681”不知所云鲜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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