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交媒体中的情感传播现象，网络情感已成为网络舆情演化的重要驱动力。 在近期热点舆论事件中，大量负面、非理性的网络情绪表达，对舆论形势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法治网舆情中心以这些事件为观察对象，重点关注网络负面情绪的常见表现形式，分析此类情绪的传播机制，为相关部门开展舆情应对提供参考。
网络负面情绪的主要类型
网络情感的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 根据国内学者蔡璐、孙立明、李书娜、张润泽、王成军、李娟娟等人的专业论述，网络情绪是指网络上的群体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结合自己的经历或思考、判断后综合的心理体验和行为表现。 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传染性。 借助交互体验，评论、字幕、在线小组讨论等成为个人在网络上与他人互动的重要渠道。 个体情绪很容易受到一些激烈言论、夸张语言、煽动性信息等的影响，群体成员的情绪可以相互感染。 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更能激发人们的分享欲望，也更具有传染性。
第二是流动性。 在舆论场中，个体的情感、经历等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交流和共享，因此舆论情感具有流动性，情感可以相互转化，不同类型的情感可以推动舆论向不同方向发展。 例如，愤怒、悲伤会导致舆论混乱，但随着理性声音的登场，消极情绪也可以转化为接受、认可等积极情绪。
三是连续性。 与个体情绪感受一样，网络群体情绪也有一定的起伏曲线，即经历从情绪潜伏到爆发再到高潮再到回落的连续变化过程。 因此，网络情感本身就是连续性和周期性的统一。
根据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情绪状态，网络情绪可以分为积极网络情绪和消极网络情绪。 积极的网络情绪是指行为者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心理和行为认知，而消极的网络情绪则恰恰相反。 学术研究普遍认为，负面情绪对舆论走向影响较大，需要特别关注。 热点事件中的网络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种：
一是愤怒和厌恶。 愤怒是负面情绪中认知和行为驱动力最强的基本情绪之一。 与个人情绪相比，网络“公愤”的爆发主要体现在网民对违反道德、规则、法律的极端行为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对团体现有“共同价值”理念的攻击。 挑战。 司法实践中，因损害个人合法权益、滥用公权力而引发网络公愤的情况屡见不鲜。 例如，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家庭暴力案件、性侵案件、针对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暴力执法案件、官员腐败案件等，引起了舆论场的强烈愤慨和批评，呼吁严厉打击。依法惩处违法犯罪行为。 这个声音成为了共识。
二是担忧和恐慌。 在重大突发事件、公共安全、自然灾害等舆情事件中，由于事件的突然性，舆论场的信息量迅速增加，普通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大降低。 在公众趋利避害的心理下，公众很容易被一些虚假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误导，造成大范围的恐慌。 从近年来诸多热点事件来看，网络恐慌是谣言传播的重要推手。 当COVID-19疫情爆发时，由于人们对病毒的病理机制、患者治疗等基本情况缺乏了解，短时间内舆论场出现大量与疫情相关的谣言，涉及防疫、物资保障、病毒感染、政府措施等多个方面。 动摇社会稳定。 又如2021年河南“7月20日”暴雨事件，“郑州建国以来首次进入自然灾害一级战备状态”、“上游水库溃坝”等传言“溃坝”出现在舆论场，干扰救灾救援工作。
第三是压力和焦虑。 网络焦虑是近年来舆论场上一种独特的情绪。 这是“行为成员的痛苦情感体验，因为他们的自我期望与他们的处境不相称”。 随着当前社会竞争的激烈，工作和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焦虑逐渐成为热点事件中常见的情绪。 比如，“小镇教师”一词充斥屏幕，引发舆论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教育焦虑； “天价彩礼”、“女员工因怀孕被解雇”等社会争议话题，折射出大众结婚生子的成本。 过度消费造成的婚育焦虑； 海天酱油“添加”事件引发公众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安全焦虑，方便快捷的网络传播让网友产生“同情”并引发情绪感染。
第四是悲伤和恐惧。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网民表达了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并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 此前曾发生多起公共场所突发恶性伤人案件，如大连宝马撞人致5人死亡、8人受伤，江西一男子幼儿园门前袭击事件致3人死亡、6人受伤人们。 网友们除了表达愤怒之外，也生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种危机般的替代心态，担心“下一个可能是我或我的孩子”，恐惧在舆论场蔓延。 另外，突发舆论发生后，网民会自发地将注意力转移到悲剧发生的根源以及如何预防上，导致舆论向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加深舆论发酵。
第五类是消极颓废的。 此类网络情绪近年来在舆论圈中也愈发明显。 无论是网友时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炫耀”、“躺平”等自嘲，还是近期媒体批评的“年轻人不上学、不上进、只上学”的言论，香”，这些都是人们对现状生活的不满和压力。 未来诉求的发泄和反向表达。 网友尤其是年轻人，在各种“扔垃圾”、“反介入”的视频中找到共鸣，进而表达“做个废物真好”、“卷不起来卷起来”等情绪，且平躺时不能平放”。 负面言论正在蔓延。 在构建网络情感的同时，也促进了情感的扩散。
除上述以外，网络上常见的负面情绪还有抑郁、无助、痛苦、仇恨、失望、恐怖、困惑等。重大舆情事件中夹杂的负面情绪不只一种。 这些复杂的情绪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
网络负面情绪传播机制分析
舆论负面情绪是舆论场中客观存在的，在舆论场相对稳定时处于潜伏状态。 突发热点舆论的出现，迅速调动了舆论场的一定负面情绪，成为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据观察，网络负面情绪的形成主要与以下四点有关。
1、短视频、图片等高刺激的网络情感被唤醒
舆论和情感沟通的核心是共鸣和认同。 当前，各类媒体平台不断发展，大量事件以短视频、图片、音频、电影等视觉形式进入舆论场。 这类传播载体形象直观、视觉冲击力强、有大量的情感反应和情感互动，很容易引发网络群体的情感共鸣。 例如，2020年，梁某举报男友罗某某“性侵”时，梁某在微博上写了一篇虚假“文章”，用“引人入胜”的故事细节、聊天记录图片等构建真实感，刻画自己对于可怜无助的受害者，很快引起了网友的同情，后来也证实梁的指控是虚假的。 又如鲍某某对其养女进行“性侵”案。 有网友在音频分享平台上分享了两人的私人谈话录音。 音频中，双方互称“爸爸”和“女儿”，但“父亲”却实施了“性侵”。 这种“侵扰”行为严重违背了公众惯常的道德观念，引发网友愤怒谩骂，指责鲍某某是“恋童癖”、“打扮成野兽”。 2022年江苏“丰县女子生八胎”事件中，广为流传的短视频中，受害人杨某某穿着单薄的衣服，住在肮脏的房间里，脖子上挂着铁链，画面凄惨很快就被唤起。 网友们纷纷表示同情，一致质疑她丈夫涉嫌虐待。 强烈谴责成为舆论爆发的导火索。
2、网络热词、群体标签等传播方式放大情感偏见
近年来，一些网友或自媒体热衷于拿热点话题开玩笑。 例如，事件中的关键要素被加工成网络热词。 比如，梗“去唐山吃烧烤”源于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梗“技术与努力”源于短视频博主“辛继飞”，揭露食品行业乱象等，持续掀起线上狂欢。 或者，一个人或一个事件被贴上“负面标签”。 比如，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张某某在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做出多项司法判决，被网友调侃为“精神病法官”。 这些词句通常围绕社会日常生活和重大社会事件和热点话题，具有较强的情感联系能力。 个体的负面情绪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后，被聚合放大，成为集体的情绪宣泄。 与此同时，由热门表情包、网络标签等词语衍生的舆论讨论也造成了围观者严重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差，不断刺激和强化了群体的负面情绪。
3、媒体、知名博主等成为疏导情绪的关键节点。
舆情发生后，媒体、社会名人等会积极发声，对热点案件进行发声，其中一些有节奏的言论对负面情绪升级起到了催化作用。 最典型的就是江歌案。 2017年，江歌案被媒体曝光后，数百万粉丝在自媒体公众号“迷雾”上发布“白发人送黑发人给白发人”等文字，很快引发热议。网友们对江歌的怜惜对刘鑫来说。 谴责方面，不少网友称刘鑫是“先间接害死江歌，后又忘恩负义”的“毒闺蜜”，舆论一片愤怒。 此后，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多家媒体纷纷跟进热点话题，在文章中使用“人血馒头”、“血腥馄饨”等语言，引发了江秋莲和刘鑫各自粉丝的长期不和组。 四川四十九中大二学生林某某坠楼身亡事件，舆论沸沸扬扬，在警方公布事件调查细节之前，舆论圈一度流传“学校化学老师“为了出国留学的地方，把林某某推下楼”、“跳楼的学生很‘自杀’”等传闻，歌手霍直接针对学校，用感性的语气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扭转” ”来定性这起事件，吸引了大量粉丝在他的微博上留言、支持和点赞，这让原本怀疑学校“失职”的网友更加服气，舆论场被包裹起来。此外，微博上的草根网红、短视频博主也经常就某些热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网友感情深厚。 他们成为影响舆论走向的关键“情感枢纽”。 。
四、官方处理不当刺激负面情绪升级
观察发现，对于此类情绪主导和驱动的舆情事件，官方的态度和处理效果是影响舆论的关键。 如果官方的回应得当、真诚，网民的负面情绪就能得到缓解，舆论自然就会下降。 相反，官方失误会刺激情绪反弹，导致舆论形势恶化。 比如，近期发生的河南省滑县男子杀妻案，原本是一起普通的家庭刑事案件。 但由于受害人家属不断在网上发声，网红博主纷纷到现场“直播”，纷纷夸大“受害人正在被谋杀”。 “被刺伤8次”、“死后五天了，还没下葬”等“细节”迅速引发了不知怎么回事的网友情绪。 舆论场充斥着对死者的同情和对凶手的谴责之声。 受负面情绪驱使，一些外地群众抱着“看热闹”、“求真务实”的心态前往现场观看。 有的人甚至向警车放置鲜花、堵塞警车，阻碍警方办案，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 事件。
舆论揭露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媒体舆论环境下，网络群体情绪已成为影响舆论走向的重要变量，网络负面情绪更容易引发一系列法律和稳定风险。 一方面，负面情绪的累积影响可能会逐渐消磨公众信心，滋生不良价值取向，冲击社会主流价值观； 另一方面，群体间过度负面情绪可能突破自身界限，激化社会矛盾，滋生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 行为。 如果被有心人和营销号煽动和利用，群体负面情绪可能会陷入群体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政法部门在处理情绪舆情时，应对负面情绪的社会蔓延保持足够警惕，通过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畅通情绪释放渠道，避免积聚和发酵。舆论场的负面情绪却得不到回应。 滋生舆论危机。 对于舆论场上具有煽动性、引发舆论的极端言论，政法部门还可以会同网信部门及时处置，维护健康的网络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