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企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郝鹏表示，截至2020年底，国有企业在保值增值、经济效益和运行效率方面都有明显提升。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18.3万亿元，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国资委提出了总目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世界上不光中国有国有企业，很多国家都有，但是国有企业发挥作用最大，运行的最好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新加坡。从表面上看，新加坡的国企是最好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淡马锡。但是新加坡的国企和中国没有可比性，一是新加坡太小了，好治理，如果在中国，淡马锡也不可能去修青藏铁路，修川藏电网，办个邮政公司去新疆去内蒙送快递，那就是无底洞，淡马锡也赔不起。二是新加坡的国企起到的仅仅是为国聚财的作用，中国的国企不仅要为国聚财，还有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粮食、水电价格要保持稳定。另外还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义务，比如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打前站等等。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国企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别的国家的国企就没办法说了，美国的邮政是国企，众所周知的效率很低；法国的铁路是国企，铁路工人在18年的时候大罢工，铁路运输都瘫痪了。印度的国企更是快把国家都搞破产了，逼得印度开始搞私有化转制。
但是中国的国企问题也是很多的，每个人都能说一大堆，效率低下，企业里官僚作风严重，人浮于事，看着都让人生气。有些问题是人们的理解问题，比如两桶油连年亏损，老百姓都理解不了，私营加油站便宜一两块钱还能盈利，两桶油怎么就亏了？殊不知如果不是两桶油用亏损扛着，私营加油站一升油卖到10块钱也不稀奇，因为中国没有石油自给的能力。
除了理解上的问题，国企还有很多看似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国企的效率低下，不思进取，一提起国企人们都是这个印象。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候，国企的效率是最高的，武汉十天建起火神山雷神山两个医院，这可不是普通的医院，是高标准的传染病负压隔离医院。虽然有华为这些民企参与，但起骨干作用的肯定是国企，这个效率全世界都惊了。再比如中国的高铁，建设运营效率之高也是世界第一。
这些问题看似非常矛盾，其实反映的都是中国国企独有的特点，中国的国企总体上是成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但同时问题也是最多的，国企改革已经四十多年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经济形式呢？
中国为什么拥有全世界最大最多最好的国有企业呢？首先我们要从历史上找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出现国有企业最早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中国就有国有企业了。可以说，搞国有企业我们先天就有这方面的基因。
很多朋友都知道春秋时期的良相管仲，诸葛亮就自比管仲嘛。管仲是齐国的国相。齐桓公为财政发愁，管仲就建议搞“官山海”，官在这里是个动词，就是官府经营。山海是代指，指的是山里海里出产的东西，山里能炼铁，海里能煮盐，就是官府垄断经营铁和盐。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
效果怎么样呢？立竿见影，短短几年，齐国一跃成了春秋五霸里面最富裕的国家。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那齐国这么富裕，为什么齐国没有统一中国呢？”问得好，理清楚这个原因，我们也能更深地理解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
管仲是个经济管理的天才，他搞的国有企业不仅使国家有钱了，而且对于民间的工商业也是大力倡导的。管仲深知商业能富国富民。不仅是工商业，齐国的服务业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的，比如木匠的祖师爷都知道是鲁班。但是色情业的祖师爷估计没几个人知道，就是管仲。管仲鼓励服务业包括色情业的发展，齐国当时的服务业也很发达。换句现在的话说就是齐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度发达。齐国有钱，齐桓公也是第一个称霸的，春秋五霸之首。
但是，管仲的理念太先进了，先进得脱离了社会生产力的承受能力。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是很低下的。特别是农业生产力很低，人们总得吃饭吧，比如说当时三个人耕种，产出的粮食只够五个人吃饭。那么齐国最少得有60%从事农耕，才能保障国家的正常稳定。但当时齐国的工商业和服务业太发达，也挣钱。最后搞得一多半人不种地了，跑去搞工商业和服务业了。当然了，管仲还是相当重视粮食安全的，齐国也不缺粮，管仲当时还对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史称：“鲁绨之谋”。另外齐桓公在世的时候政局稳定，齐国也有钱，兵强马壮，没粮食找别国买，别国不敢不给。齐桓公一死，齐国立刻就乱了，几个公子为了争位打得昏天黑地。乱到什么程度？齐桓公死后67天没人收尸，都臭了。齐国的第二第三产业也随之崩溃。
秦国能统一是有原因的，大家知道秦国强大是因为商鞅变法。商鞅的理念是重视农业，农民必须耕种，重视工业，工匠都是统一管理。秦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武器标准化，制式化，流水化生产的国家。但是，打压商业，禁止服务业。没办法，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就那么低，必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放在最需要的地方。换句现在的话说，当时齐国搞得是产业升级，秦国是产业降级。产业升级当然是一个好事，但如果生产力跟不上，社会制度有局限性，也就成了坏事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中国搞国有企业是有历史积淀的，起源最早，而且历朝历代基本都有官府运营的产业。第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许多问题，而且还有继续改革下去？是因为国企改革一定要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匹配，否则就会出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出了很多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讲讲建国以来的国企变革。
新中国建国七十一年，但是这七十一年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超过以往五千年的总和。建国初期我们的生产力非常落后，说落后是客气话，工业是落后吗？工业是压根就没有好么。到现在我们的生产力世界第一，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这么巨大的生产力变化，注定了我们的国企改革一定不会一帆风顺的。
改革开放之前简单说一下，计划经济机制使我们迅速建成了一个工业框架，这是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计划经济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比如说我是一个铁锅生产厂家，国家给我的计划就是今年生产一万口铁锅，生产少了肯定不行，生产多了也不行，我生产了一万零一口铁锅，那口锅自己留着用吧。卖都卖不掉，国家不允许你卖的。你说我的工人生产积极性高，半年时间就把一万口铁锅造出来了，那也不行，剩下的半年你们干什么？天天上班看报纸，不合适吧。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国有企业的治理方式肯定不行了，需要变革。怎么变呢？四个字：“让利放权”。国家不下指令了，企业自己根据市场的需要生产吧。生产的产品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卖，挣得钱也不用全部上缴国家了，按规定交税，交完税再上缴一部分，自己留一部分，这一下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这是国企的第一次改革，一直持续到1993年。
这中间虽然国企的积极性上来了，但是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国企的竞争力不强，别说跟外企竞争了，就是和乡镇企业竞争都费劲。这使得人们非常惊诧，国企享有的资源是外企和乡镇企业无法比拟的，单单一个价格双轨制就让国企占尽了便宜，一吨钢材民营企业去买得2000块钱，国企只需要600块钱。你站在终点线旁边跑，别人从起跑线开始跑，竟然还被人超过去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很多，体制僵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举个例子：国企有个职工偷懒不干活，怎么办？开除这个职工吧？厂长没有这个权力。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你怎么能把领导开除了呢？扣工资行吗？也不行，厂长也没有这个权力。扣奖金可以，扣工资是不行的。这就是体制僵化。
另外，责权不清，一个国有企业理论上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但是全国人民很明显不可能人人都去关注某一个国有企业，这就造成了全民所有制其实成了无人所有制。有的企业搞得好还行，有些企业搞亏损了向谁负责呢？无人所有制意味着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最后无奈只能国家兜底。
1994年，国企改革开始进入第二步，推动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明确了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和责任人，国家不再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简单说就是国家把资产交给企业去玩，玩好玩坏企业要开始自己负责了。企业可以开除职工了，也可以自主决定分配标准和分配方式了。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率先从深圳开始的，1994年深圳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然后迅速向全国铺开。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时间，从1994年一直到2003年。
但是这一段时间也是出现问题最多，国有资产损失最严重的一段时间。企业转制造成了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1.1亿人,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则为5200万人,集体企业职工原有4000万人,锐减到了1000多万,7000多万人下岗，这7000多万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除一部分直接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以一家三口计算,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群超过2.1亿,间接影响的人数就更多。90年代的下岗潮使国有企业得以轻装上阵，但是对那一代人来说，无疑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职工感触应该尤为深刻。
伴随着这一时期还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有，在1994年后开始愈演愈烈。有地方政府以一元钱的象征性的价格把企业卖给个人，原意想让个人承担起企业的历史包袱，照顾好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企业在私有制下能够继续发展。结果鸡飞蛋打，企业最终资不抵债，职工下岗，国有资产也流失了。
经过几年痛苦的摸索，国有企业改革终于走上了正轨，1999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开始全面推行。国家开始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集中精力抓好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对小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放开搞活”。俗称：“抓大放小。”经过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初步建立，一部分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一些大中型企业通过剥离社会职能、辅业分离等方式开始走向更加市场化的企业道路。
但是，仍然存在新的问题，政府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身份，仍然对企业有过多的干预，一个企业往往同时被多个政府部门管理。比如工业部，交通运输部，外贸局等等，多部门管理不一定多部门负责，往往出了问题谁也付不了责。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模式虽然有所进步，但仍然不适合企业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2003年，国企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国家组建中央、省、市三级国资委，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指出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能，试图解决谁都想管，谁都管不全，谁都不负责的问题。政府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开始转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转为间接。
但是，国资委不可能对各个国企都进行有效的监管，臣妾做不到啊。企业也不可能什么事都向国资委报告，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具备导致国资委根本不可能实现差异化的管理。结果只能一刀切，要么太松了，要么太严了。所以说，第三阶段的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获得预想的效果。
改革就是这样，不可能让你把所有的事都想清楚了再出手，只能一步一步摸索着走，渐进式的改革。这一个阶段持续了11年。
现在国企改革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全面深化的阶段。201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两点：1、国资监管由“管企业”向“管资本” 转变；国资委监管国有资产就行，把国有资产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全部下放给了国有企业。
2、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通过引入多种社会资本力量，使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比如员工持股就属于这种形式。
说到这儿，我们等于又回顾了一遍改革开放的历史，那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还多吗？这是肯定的，而且多的很，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国企改革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比如国企和民企如何公平竞争的问题，一个矿山，国企经营的话成本比较低，矿山是国家的，国企也是国家的，基本上不涉及矿山承包费的问题。但是民企就不行了，民企承包矿山哪有不交钱的。像这类的问题目前都是无解的。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能有解决的方法。国企改革难度还在后面呢。
既然国企改革这么难，为什么要持续推进呢？
国企做大做强肯定是好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关键的时候，国企就是定海神针，是国家最可靠的力量。
历史上英国与荷兰打过一场仗，英国没钱，发行战争公债，有些公债被荷兰的资本家买了。荷兰商人为什么买敌人的债券呢？因为英国诚信啊，即使是敌国也不会欠债不还啊。反过来也说明一个道理：诚信固然很重要，但是这个事情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私人资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资敌，在关键时刻肯定是靠不住的。国企毛病是不少，但是面对这种原则性的问题，国企绝对是不可能犯错的。举个例子，去年支援武汉的四万多医护人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公立医院，一招即来，无怨无悔。你见过莆田系医院有动静吗？
另外国企特别是央企是中国政局稳定，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央政府要花钱的地方是很多的，钱从哪儿来？一是收税，但不能无限制收啊。二就是来自央企。别说卖地啊，卖地的钱是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拿不到。中央政府花的钱很多都是来自央企。光一个中国烟草，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就能支撑起中国的军费。所以说，国企对于咱们国家政局的稳定是起到重大作用的。党和政府手里有钱，就可以为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很多资本家不愿意做的事，不用去看资本家的脸色。别的国家就不行，举个例子，日本也有共产党，比如有一天，日本共产党执政了，会产生像中国一样的变化吗？很显然不可能，日本共产党手里没钱，除了税收，只能向资本家伸手要钱，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想违背资本家的意愿去干些让人民得利的事情，难度太大了 。
其它的国企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不再一一表述。
中国的国企为何会无条件听从党和政府的指令呢？我们看看国企独特的用人制度就知道了。央企的一把手由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或其他部委任命的，地方国企的一把手是由地方党委、地方国资委任命的。国有企业的领导理论上没有行政级别，但实际上是有的。
举个例子，一位官员，今天可以是主抓一省经济的副省长，明天就可以调到工商银行总行当行长，后天也可以调到国务院某个部委去当副部长。这种人事安排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国企的领导就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不管把你安排到企业也好，政府部门也好，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都是为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国企和其他国家国企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国企为什么与其他国家国企都不一样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