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权术是中国古代政治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实大不然，亚里士多德，比韩非子还早100年的西方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在其《政治学》这本书中详细的描述了僭主政体下的权谋招法，僭主就是通过手段上位的领导，我们称之为权谋家。古代韩赵魏瓜分晋国，韩赵魏的君主就是僭主。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权术思想摘要分析下：
1、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利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他的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杀掉邦内优秀的人。”
乱世用能，平则去患。想搞好统治，就必须除掉那些最优秀的人才。一个平庸的组织，才能保证稳定性。所以历朝历代打下江山之后，都是玩的兔死狗烹，除功臣的手法。不仅仅中国这样，西方也是，为了统治，把那些优秀的冒头的人，都除掉。权力规律面前阴暗都是一样的。
2、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意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
古代最怕的就是下面的人结党。一旦结党就会形成很大的势力，所以，古代，不允许自由迁徙，都是采用的保甲制度，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和亚里士多德几乎同龄的商鞅，在其《商君书》就提出了任奸术。就是提拔小人做领导，这样群众之间就会一盘散沙。
3、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僭主还要设法知道臣民再说什么或做什么。锡拉库扎派遣“美女侦探”，而希尔洛则经常派窃听者秘密混入一切社会活动，刺探民情。”
明朝的锦衣卫，大家都太熟悉了，任何领导都想排除间谍来监控下面的舆论，越是集权的领导，越是需要更多的信息，这样才不会被蒙蔽。韩非子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理论，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必须动用窃听者和间谍。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兼听。
4、亚里士多德说：“另一种僭主统治术，就是在群众中埋下纷争的种子，朋友和朋友的矛盾，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富人和其他富室的周旋。”
挑拨离间，互相制衡的政治手段，看来是古今中外通用的手法，做领导都是挑动手下内斗的，只有下面内斗，自身才有仲裁权，自己才能够安全。
5、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迫使其臣民贫困，好让他们为了生计终日辛劳，从而无暇顾及政治图谋。”
弱民术，贫民术，本质都是让这些人，每天筋疲力尽，只能填饱肚子，这样，才不会温饱思淫欲，才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才不会造反闹事。亚里士多德和商鞅一样的狠。
6、亚里士多德说：“僭主最不信任朋友，因为他认为所有人都想推翻他，都想获得最高权力，取而代之。”
政变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每个上位的人都怕被推翻。韩非子书中，早就提到八奸的概念，把身边最近最近的，在旁，同床，父兄，都列在奸人防范之列。西方看来也是防着朋友的。
7、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
任何领导都喜欢跪舔的人，西方的领导也是如此，对于那些不想跪舔的，有独立意志，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们也是在内心里十分讨厌的。人性如此，没有人喜欢给自己拍桌子，谈条件的人，只有顺从，领导才会喜欢。
8、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意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
中国清朝的老佛爷不也说出“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口号吗，给了外部的人，自己还不至于没命，但是如果把权力给自己人，那么死就是一定的事，没人想让一个前任皇帝还活着，成为潜在威胁。
经过权谋网对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的引用和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来，西方也不是白莲花，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都是充满着阴暗和手段，不要再说，这是天朝的劣根性了，西方的阴暗程度不比中国差。只是他们的历史我们不是很熟悉罢了。之所以权术手段一样，这就是因为权力的规律是一样的，人性也是一样的。
